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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22期(总第622期) 2018年3月12日   本期四版  上一期  下一期  更多期次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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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——

明治维新中的中国因素



作者:记者团 赖绪鹏

36日,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以“日本开国、维新的中国因素”为题,向在座师生讲述了近代日本以中国为师,并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经过。

1853年,美国东印度舰队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水面,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信交给了当权的德川幕府。由此,日本被迫开国,进而维新,大踏步迈入“现代国家”。雷颐说,在日本开国、维新的过程中,中国这个局外者恰恰成为了西方了解日本、日本了解西方的双向互动窗口,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日本人首先“求教”的对象,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《纪效新书》和《练兵实纪》这两部兵书。雷颐最初读到这一段史料的时候,也颇感惊讶:“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明代抗倭名将万万不会想到,自己防御和抵抗‘倭寇’‘倭奴’的兵法战术,几百年后竟为‘倭寇’‘倭奴’所用。”西方列强侵犯日本一定是从海上而来,同当初“倭寇”侵扰中国类似。因此日本想借用戚继光海战的经验。“即便这些书中有‘倭寇’‘倭奴’等对日本人有侮辱性的词汇,他们也没有拒绝、批判戚氏等人的理论,而是积极吸收。”雷颐说。

正是从戚继光等人那里习得的兵法战术,成为日本幕府末期引入西方现代兵法的引导,对日本人接受西方军制改革起到了重要铺垫作用,推动日本社会转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。雷颐认为,日本之所以会与大清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改革道路,原因在于“日本人更重实际,而没有纠结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名义之争。”

1868年,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,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,在历史上留下了“明治维新”这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“与此同时,对大洋彼岸另一头的大清来说,却是悲哀的开始。”事实上,横井小楠、桥本左内、西乡隆盛、高杉晋作等一大批“明治维新”中的能人志士都曾对中国十分推崇。雷颐介绍,时年29岁的高杉晋作一度前往上海取经求学,但他发现清政府竟然仍禁止学习、仿造洋枪洋炮,禁止仿造军舰,他沉痛又鄙夷地写道:“中国的衰败在于不能造能闯万里波涛之军舰,也不能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。并使彼国志士所译之《海国图志》绝版。因循苟且,空渡岁月,徒然提倡固陋之说”。高杉晋作此论相当有代表性。自此,日本的“中国观”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认为中国不足为榜样,更坚定了日本有识之士推动维新的决心。

“魏源编写的《海国图志》本是中国人‘睁眼看世界’的启蒙读物,但却被自诩天朝大国的清政府禁绝。高杉晋作在中国求购此书时,发现书商竟未曾听说过。”雷颐不由得发出感慨,“《海国图志》在中日的不同命运,可视为两国对现代化挑战不同反应表现的缩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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